阿善遗址
阿善遗址阿善遗址是我国黄河流域最北端的一处新石I嚣时代的氏族聚落遗址。该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沙尔沁镇阿善沟门村东圪滕盖沟两侧的台地上。台地北依大青山，南临黄河，圪滕盖沟终年泉流不绝。阿善即蒙古语“甘泉”的意思。
阿善遗址是1979年发现的。1980年至1981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并发表发掘报告。这两次发掘在1070平方米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房址24座、窖穴240个，出土了各类文化遗物1600余件。另外，还发现了围绕原始村落砌筑的围墙2200米。残高于地而0.1米～0.3米，遗址范围内大部分已辟为现代耕地，边缘地带未经耕扰的地及裸露出许多石筑房子的基墙。1983年刘幻真先生在遗址中寻找到大型祭坛-处。阿善遗址的许多发现属于我国新石器时--古工作的重大发现，为研究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及我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阿善遗址1区的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Ⅱ区除主要属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之外，还包含有极少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文化遗存。
阿善遗址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1～2米之间，共发现了4令时期文化遗存的叠压关系。前3个时期均属新石器时期，阿善第一、二、三期文化，第四期为青铜时代的遗存。其中阿善-期文化的年代，根据器物形态学的比较研究认定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阿善二期文化的年代，根据3个碳标本的碳14测定，分别为公元前3760年、公元前3415年和公元前3040年。据此，阿善二期文化的年代大体为公元前3700～公元前3000年，历经700年左右的发展过程。阿善三期文化的2个碳标本测定的年代，分別为公元前2875年和公元前2755年。
以上三个文化时期年代的确记，不仅对阿善遗址三种新石器文化年代的确定有着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的可靠依据，而且对以往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所发现的冋类遗存也确定r标准，找到了相应的层位序列。在一处遗址中发现3种原始文件的地层迭压关系，在国内亦属少见。
阿善遗址的一、二、三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期都有一批代表性文化遗存，现就主要部分介绍于下：
第一期文化的遗存分布比较稀疏。原生层位大都遭到晚期地层的破坏，发现的遗迹较少，遗物也大都散落于地表或者混杂在晚期的层位之中。这一期陶器的风格特征与陕西省半坡遗址早期的陶器相同，冇些器物又与河南省安阳后岗一期的陶器存在共同之处。所以学术界对阿善一期的看法是：这里是仰韶文化从中原地区由南向北的延伸。这一时期的原始先民的居住址都是选择了山前开阔台地，背风朝阳，靠近水源。房子都是半地穴式的方形间，面积一般在10～20平方米左右。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钉磨制或者打制的石器，也有用陶片改制和骨制的工具。主要的工具有石斧石刀、陶刀、盘状器等。阿善文化一期文化陶器主要有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纹饰见于泥质陶的有磨光、素面、彩陶，见于夹砂陶的有弦纹、绳纹。器形有直口圆底钵、折沿盆、双唇小口瓶等。彩陶以-为主，红彩较少。阿善一期文化是目前所知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最早的定看居农耕文化。
阿善二期文化的遗存比较丰富。这一时期的先民是在一期文化的原址上继续生息繁殖起来的。这一时期居民的房子的数量明显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在阿善遗址周围发现了十多处同类型的文化遗址。它的主要文化特征是：房子多为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宰内设两个灶，房子的附近都挖有储存食物的窑穴，最大的窑穴可放粮食千斤以上。该期文化遗物0-土了大量的石斧、石刀、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和许多细石器工艺的狩猎工具。作为生活用具的陶器，形式多种多样，不少的器物还饰有彩绘图案。陶器主要属泥质和夹砂褐陶、砂质陶。泥质陶多磨光、素面，有的施豆青色陶衣，夹砂与砂质陶多绳纹与附加堆纹，篮纹较少，彩陶不多，红彩居多-较少。典型的器物有泥质折腹体、小口双耳罐和砂质的大口平沿直腹罐、敛口侈沿罐。颈部施以附加堆纹的敛口侈沿罐，这种文化以往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有发现，像托克托县的海生不浪，和林格尔县的申二十家子，清水河县的白泥窑了，它曾被定名为仰韶文化海牛不浪类型。从发现的许多野生动物和家畜遗骸来看，此时的先民除从事原始农业以外，还从事狩措和饲养业。
阿善遗址中第三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这一时期的文化遗迹非常密集，遍及整个遗址和邻近的山前台地。从发掘出的遗迹看，三期文化呈现出的是一派村落毗邻。炊烟相望的繁荣景象，应该是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全盛吋期。阿善第三期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房子为浅地穴式，也有沟槽木骨泥墙的地面建筑。房子的平面多程梯形或者长方形，进深都大于间宽。在房子南墙正中，有凸出的斜坡状门道。晚期的房子为在地面直接起筑的石墙房子。这一时期的房子非常密集，遍布整个台地，而且布局也井然有序。有些房子的一侧还附筑有一间3平方米左心的耳房，从发掘情况看，这些耳室应该是储存杂物的库房。该期文化中发现的窖穴较二期有所不同，其特征是容积较二期明显减小，但是数量却成倍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窑穴中除了有一部分是用来储存粮食外，还发现窑穴是用来储水的水窖。
阿善三期文化遗存中的生产工具种类繁多，数景较二期大人增加，可分为石器、细石器，陶制器和角骨器。石器有斧、铲、凿、砍伐器、纺轮、刀刃等。大型石器有制作规矩精致断面呈梭形的打制石斧，断面呈矩形的磨制石斧，磨制的长方形刀有磨槽穿孔、钻孔和直接钻孔，出现精工细作的单孔石铲，凹形器呈方形台状（陈永志先生、张文平先生称其为取火石），半月形磨棒体扁平，细石器工艺的镞除扁平三角形外，又出现细长柳叶形。角骨器有针、锥、鱼钩、匕、梭子、装饰品等。引人注目的是，在一把出土的骨柄刃刀的刀柄上，发现了刻划的具有文字功能的符号。这一时期陶器的品种繁多，制作也很精致，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以篮纹与磨光纹为特点常见连点刺纹，不见二足、圈足、环底器。纹饰以篮纹和锥剌的连点纹为主。器物的种类有瓮、罐、盆、钵、瓶、壶、杯、盘和豆等。典型器形是浅腹或深腹折腹钵，颈部施冇附加堆纹的敛口双耳罐、单耳罐、篮纹砂质罐、折沿罐、大口双耳罐等。
阿善第三期文化是阿善遗址三种原始文化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一类文化遗存，它是在阿善第二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不同于前两种文化遗存，又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它延续发展达500多年，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比较，发展时间长，更具稳定性到阿善第二期，这里的原始文化已完全形成了向身的文化体系，从整个文化遗存来看，它无疑是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全盛时期，阿善三期文化的影响甚至延伸到晋西北和陕中一带，大青山南麓很可能是这一原始文化的北缘。因而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种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因此，学术界已经将阿善三期文化命名为阿善文化。
阿善遗址包含的三种原始文化遗存，层层叠压，如同一部用实物编织成的历史长卷，记述了生活在这里长达2000多年的原始先民生息繁衍的艰难历程。阿善遗址三种原始文化遗址0-土的各种生产工具，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占有绝对优势。石斧是用来砍伐树本、建造房舍和开辟耕地的；陶铲和骨铲是松土和点种的工具；陶刀和石刀是用来收获农作物的；星罗棋布的窖穴除了一部分用来贮水外，大部分是贮藏农产品的；形制规整的石磨盘和磨棒，是加工谷物的工具。根据对出土的大批狗、羊、猪等家畜的骨骼分析可知，家畜的词养在当时的经济活动中已经占有一定的比重。从出土的大量石镞、角矛、石球、鱼钩、网坠等工具以及鹿、狍子、獐、野山羊、羚羊、鱼、龟与鸟类的遗骸来看，可知先民们已经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渔猎业也非常活跃。总之，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包头地区的先民们就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在他们创造的灿烂文化中，也包括原始农业。
以往对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生产活动所作的以狩猎或者畜牧为主的论断，多出于臆测，恐怕是以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我国北方民族的生产方式来推论的。考古资料表明，以畜牧为主的生产活动和经济生活在河套地区的出现，最早是在青铜时代，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以畜牧为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变化，还是一个有待于深人探索的问题。
在阿善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环绕遗址的石砌围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砌围墙，为了解我国早期城堡式聚居提供了实例。从解剖的四段石墙遗址来看，存高在0.18～1.7米之间，这些石墙现在都掩埋在地下，地表裸露部分不足30厘米。石砌的围墙都建造在遗址所在台地的边缘，连绵不断，出入城堡的通道口还设有一间守候人员住的小石房子。石墙的外侧山势险峻，显而易见，石墙的修造是出于防卫的目的。与石墙同时出现的地面建筑物是遗址中的大型石砌祭坛。祭坛的形式是由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长方形石框组成，建筑布局为南北方向排列，中轴对称。祭祀遗址的出现，代表着阿善三期原始宗教的萌芽和发展。
阿善遗址三期文化中布局井然的房舍，环绕村落起筑的高大的具有防卫功能的围墙，以及专供从事宗教活动的祭坛，绝不是偶然现象，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阿善三期文化的年代与中国考古学的龙山文化年代大体一致，也与古史传说中的“夏鲧作城”的年代相吻合。这一时期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学术界一致认为，此类城堡的出现，标志着此时氏族社会已经开始瓦解，文明的曙光已经隐约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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