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民遗址
哈民忙哈遗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偏南约30公里、南距通辽市约60公里的史前聚落遗址。遗址介于西辽河及其支流新开河之间，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科尔沁沙地腹地，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曾获得“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誉。
遗址位于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20公里处。经发掘，共清理房址43座、灰坑38个、墓葬6座、环壕1条，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遗物近千余件。填土含少量陶片、动物骨、蚌壳及零散人骨等。
经考古发现，哈民遗址房屋居址平面成排或成组分布，一般呈东北一西南走向，门道朝向一致，为东南方向，排列比较整齐。房址都是半地穴式，平面呈“凸”字形，有长方形门道和圆形灶坑。面积多在10～40平方米不等。穴壁存高0.1～0.9米。门道多呈长方形，门向集中在130°至140°之间。灶坑位于居室中部偏南，平面多为圆形，斜壁平底，内部包含大量的灰烬和兽骨渣。居住面及四壁多经过烧烤，呈红褐色，居住面局部发现柱洞。居住面上普遍散布有遗物，包括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装饰品等。生活用具多为陶制品，如罐、壶、盆、鉢等盛储器，生产工具一般常见有石制品，如磨盘、磨棒、斧、锛、凿、杵、锄及球等实用器。装饰品多见骨、蚌器和玉器。
远古时代的社会形态及其制度，是可以通过一些物质遗存的形式反映出来，作为灵魂归宿，古人的墓葬通常可以理解为现实社会的缩影。墓葬的分部与布局、墓葬的排列与走向等，与这些对应的可以是家族或家庭的一些构成情况。哈民遗址发现的墓葬有13座，散布于房址之间，除3号墓葬发现于11号房址内，其他墓葬都有墓圹。
古人用于储藏的窖穴、取土形成的坑穴或填埋垃圾的坑洞等，废弃后我们称之为“灰坑”。灰坑内包含的遗物，往往被我们用于解释古代人类活动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物证”。哈民遗址清理出土的灰坑较少，其平面形状呈圆形、椭圆形、圆角方形和不规则形。坑体多为平底和圜底。灰坑内出土遗物较少，仅见陶片、动物骨骼和蚌壳等。
用墙围裹起来的人类居址，我们叫“城”，用壕沟围裹起来的人类居址我们叫它“聚落”。哈民遗址就是用壕沟围裹起来的聚落遗址，环壕就是封闭起来的壕沟。世界范围内，城大约出现在距今5000年前，壕沟或环壕则出现于9000年前，其功能就是防御。经过钻探结合打探沟等方法初步确定了哈民遗址北区的环壕走势和形状。哈民遗址北区环壕为东西长350、南北宽270米，呈椭圆形封闭状的聚落环壕。壕沟内填土为疏松的黑褐色花斑土，包含少量陶片、动物骨骼、蚌壳及人骨等。
哈民遗址出土的陶器最主要的器形有以麻点纹为特色的筒形罐、壶、钵、盆等，多数成组出现。此外还有少量的丫形器、陶饼、彩陶片等。陶质绝大多数为砂质陶，还有少量的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和夹砂陶的发现数量较少，皆为陶器残片，陶质坚硬。此外，泥质红陶还见有少量的彩陶片，所见纹饰有横向条形-纹和弧线对顶三角-纹。
哈民遗址发现的石器多为石质工具。制法以琢制和磨制为主。器类有磨盘、磨棒、饼、斧、锛、凿、砍砸器、环状器、杵、镞、叶等。从石器的岩性看，主要有石英石、石英砂岩、鞍山岩、桂质灰岩、燧石、玛瑙、玉料等。根据生产工具的组合关系看，哈民遗址的先民们，应该从事以农耕为主，兼具有捕捞和狩猎辅助的经济模式。
骨、角、蚌器除了用于生产工具，多数制作成装饰品，由于这类物质是有机质的，保存下来的数量通常不很多，此外这类物质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环境、气候等方面的信息。一般多见器形有锥、针、镞、匕、刀及坠饰。
8000年前已经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奢侈品——玉器，在哈民遗址中也被大量发现。
哈民遗址出土玉器见于房址内，种类有玉璧、玉环、玉钺、玉匕、玉钩云形器、玉坠饰等，出土玉器质感温润、造型精美。玉器通常也被认为是通天理地、晓谕鬼神的唯一载体，这些玉器对解释古代人类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以及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
哈民聚落遗址距今约5500年，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好、现象之复杂、出土遗物之丰富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史前考古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残存的木质房屋顶部结构和房址内大量凌乱的人骨遗骸凝固了史前生活某一瞬间的原貌，具有自身特色的装饰麻点纹的陶器、种类繁多的石、骨、角、蚌器及其精美的玉器等，为了解新石器时期的房屋结构、经济生活、制陶工艺、宗教习俗等提供了及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哈民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其一，房屋居址成排或成组分布、规整统一的空间布局，属于完整的史前聚落形态，对于正确揭示东北地区史前人类的居住环境及其居住方式有着不可多得的标识作用。由此可以探究古代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种群关系，最大限度地复原古代社会氏族、部落或家族之间的结构与形态，内部等级的构成、财产的占有以及家庭和婚姻的状况等，甚至通过对出土物品的分类和统计还可以较为准确地再现当时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画面。丰富的出土遗物，反映聚落废弃时间的突然性，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状态。譬如像战争、瘟疫等的忽然降临，令人猝不及防的地震、洪水等，保存如此完整的聚落形态和遗物，在东北地区乃至国内都是极为少见的，这对史前聚落遗址的研究意义及其重大。其二，保存较好的房屋木质结构痕迹，是在我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史前时期的聚落遗址中发现，清理出房顶的梁架结构，对于复原史前房屋的建筑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形象依据，堪称史前建筑史上的空前发现。其三，房址内发现大量人为抛弃的人类遗骸，真实地反映了古代部落或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或为种族仇杀，或为部落战争，或为自然灾害。这一发现对于解释聚落的废弃原因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四，发现了玉璧、玉环、玉匕、玉钺、玉坠等多种精美玉器，部分玉器的器形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同类器十分接近，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古学诸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五，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填补了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古学文化的空白。哈民遗址的发掘，使我们首次了解该类遗存的房址、灰坑分布状况，并发现其陶器的完整器形和陶、石、骨、蚌质制品的器物组合关系，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的文化中心大体分部在中国东北的科尔沁沙地地区，其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所以，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健全了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序列，极大地丰富了草原考古学文化的内容。
哈民遗址所揭示遗存的独特文化面貌与周邻地区已发现命名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均不相同，根据对其文化内涵的认识，可确立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一“哈民文化”。“哈民文化”的发现，在空间上填补了以往区域考古工作的空白，在时间上充实和完善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在聚落考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哈民文化”地处科尔沁腹地，分布范围介于辽西、松嫩、吉长三大考古文化区之间。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该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为相关联地区新石器文化源流的探索、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区域间考古学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哈民遗址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为科尔沁地区的新石器时--古填补了一项空白，基本可以确认为是一支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新的考古学文化。这些重要建筑、墓葬等遗存的发现，也为了解“哈民文化”的建筑技术、文化内涵、社会结构及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哈民遗址的考古发掘被评为“201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哈民遗址展示馆和博物馆主体工程已完工，于2016年8月19日揭牌。2019年10月，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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