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在贵阳市富水西路12号（原慈善巷8号），1982年2月23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负责党报发行的组织。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成立于民国27年（1938年）9、10月间。是租赁黎姓居民的房屋一间作为办公室用。这是一栋普通的木结构老式平房，跨进大门，是一个大约三十平方的石板天井，坐东向西的是长三间有小楼的正房，对厅也同样是长三间的木结构瓦房。在这个机构建立以前，党中央为了宣传抗日，传播马列主义，在一些国民党统治的中、小城市相继建立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的分店，这些书店出售革命书刊的同时，也零售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当时设在贵阳马家巷的《大公报》社，也出售少量的《新华日报》。由于读者踊跃，门市上往往供不应求，兼之有些心怀叵测的人借抢购的手段来达到没收的目的，使得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无法获得党报。民国27年（1938年）4月秦天真和邓止戈由延安回贵阳主持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工作，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党支部书记熊蕴竹向他们汇报了以上情况，省工委作出了在贵阳设立《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决定，恰在这时，《新华日报》记者秋江由重庆来贵阳采访，省工委请秋江同志将设置党报专门分销机构的总图带回去研究，不久，总社表示同意，并颁发椭圆形橡皮印章一枚，尽管开展工作困难重重，但《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成立，却成为地下党组织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盏指路明灯。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的筹备工作是由曾经做过军民通讯社记者的地下党员吴同尘（现名吴之年）负责的，最初只是他一个人工作，后来业务开展了，实在忙不过来，就由吴直接介绍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学的曾国琴同学协助，民国28年（1939年）初，还请了一位失业老工人帮忙送报，由于没有工资待遇，不久离去，曾国琴也因考取了大学而不能继续帮忙，分销处的工作面临停顿。中共贵州省工委针对这一情况，决定派刚由贵阳中学毕业的地下党员郎德服同志去送报，派由沿河卸任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陶祖鸣（陶冶）负责搞内勤，加强了工作力量。
分销处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经费来源除了从推销报纸中得到批零间的差额外，没有其它收入，每月又要付出相当高昂的房租，所剩的钱远远不够三个人的伙食费，家具都是向热心的读者借用。递送报纸，最初全靠走路，后来拼凑了一部单车，但用不久就坏了，最后还是贵阳中学的王启漱老师送了一部单车，才解决了困难。
《新华日报》从重庆运到贵阳，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在贵阳客车站行李房工作的胡钦曾转送的。报纸从重庆海棠溪车站运出时，就挟夹在旅客的行李中，装在客车的后座，捆做一卷，这就避免了“查禁”、“没收”的危险，躲过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使党报从未脱期，源源不断地送到贵阳读者的手里。
《新华日报》在贵阳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和党领导的秘密读书会的群众，这是他们必须学习的重要内容，另外，一些进步人士和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的成员也有许多人订阅。这些订户，有的是工作人员投递，有的是自己到分销处取报，连同外县的一些订户，每天推销报纸五百份左右。
民国27年（1938年），汪精卫投敌--，海内外爱国人士一致讨伐，香港的印刷工人组织了一个“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希望能回到祖国服务，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冷遇，无务可服，连吃饭也成问题。次年冬，服务团一行十一人辗转去重庆的途中，来到贵阳，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挫败投降活动，中共贵州省工委指示分销处发动捐助运动，热情接待这些人，通过党员的个别相传，捐助反汪工友的号召得到了广泛响应，没有几天的时间就有一千多人到分销处来踊跃捐款。这些捐款连同捐助人员名单（有的人用化名）汇寄重庆《新华日报》，并用“分销处同仁”名义给报社写信，鼓励香港工友不屈不挠奋勇前进。《新华日报》刊载了这封信和捐助人员名单及捐助金额，在报纸上用很大篇幅发表，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而国民党政府则十分震惊。
“皖南事变”前夕的民国29年（1940年），白色恐怖笼罩着贵阳山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被逮捕，面对着这一严峻时刻，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决定结束分销处的工作，工作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疏散隐蔽起来，次年元旦，分销处工作人员正式撤离。
分销处在贵阳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传播革命真理，联系群众，扩大影响，配合地下党在各方面的工作，是做出了一定成绩的。尤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白色恐怖下，分销处的工作人员，忍受着工作上、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冲破特务们设置的种种障碍，为宣传抗日，宣传革命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贵阳山城的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旧址保存至今尚好，为一木结构四合院平房，正房及对厅均为三楹瓦房，中间为庭院。分销处租用的是坐东向西靠北正房，前后两间，一为工作室，一为卧室。最近，贵阳市考虑结合中华路街景环境整治对文物进行维修，将原有居民迁出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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